“世界尽头的比利时人”

30多年来,比利时听众每周日上午都能通过电波收听到他的一档直播节目——“世界尽头的比利时人”。该节目以连线方式,让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比利时人讲述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所感,在比利时拥有大量的忠实听众。记者几年前曾受邀在阿德里安的演播室与在北京的比利时人连线,联合制作过一档“生活在中国的比利时人”节目,并在录制过程中和阿德里安熟识。不久前,年逾六旬的阿德里安向记者讲述了他创办该栏目的历程。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出生在比利时南部的图尔奈市,那里曾经是一个重要的欧洲中心城市,老城区保留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教堂和钟楼。我父亲是职业军人,除了比利时,他在德国和希腊克里特岛长期驻扎。我从小跟随父亲在海外生活到18岁,接受的是欧洲各地的“流动教育”,也许正是这种经历让我与众不同。我的母语是法语,也能讲弗拉芒语、德语、希腊语和英语。

18岁那年,我回到图尔奈学新闻。上学期间,学校成立了一家小小的“自由电台”,学生们利用周末和假期做广播节目。1985年,25岁的我进入比利时国家广播电视台,一晃已经快40年了。我入台后就提议开设一档介绍现实生活的节目。为什么?实际上,我在学校做“自由电台”时就到大街上采访,听人们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按照新闻术语就是现场新闻报道。进入国家广播电视台后,台里让我每天早上6点播新闻。我觉得只播新闻太枯燥,提议周日的节目做现场报道,比方说到市场、农庄、面包店采访。台里同意了我的请求。有一个周日,我在瓦隆大区的纳穆尔市附近一个国际电话交换站采访。工作人员对我说,你可以在这里往世界任何地方打电线多年前,没有手机、网络,通信也没有现在这么便利。打电话不要钱,随便打,想都不敢想。我于是在节目中告诉听众,如果你们有好线索,我可以让你们和“世界尽头”的亲人、朋友免费通话。我的采访就是在交换站为他们把线路连接上,穿针引线,让电话线两头的人讲述各自的故事,这就是“世界尽头的比利时人”的起源。

当然,现在是我在演播室连线。我一般在演播室请一两位嘉宾与“世界尽头”的比利时人对话。此外,每年我到世界各地做10期现场采访。我的选题尽量与现实靠近。比方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就采访了身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利时人,让他们谈当地的疫情和防疫情况。去年东京奥运会期间,我连线了在东京的比利时人。有一年,澳大利亚发生森林火灾,比利时政府表示愿为澳灭火作贡献,我便连线了澳大利亚。当然了,我的宗旨还是讲述那些勇于到世界各地冒险的比利时人和来比利时生活、工作的外国人的故事。我很幸运生活在“世界都市”布鲁塞尔,在这里可以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中心论”萦绕不散,但历史在前进,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不希望欧洲人仍以自我为中心。我试图扩大采访的“扇面”,介绍更多的国家、更多的职业、更多的人,让世界了解比利时,更让比利时人开拓视野,看到外面丰富多彩的世界,知道生活在“世界尽头”的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

比利时经历过许多风暴,现在仍在经历着风暴。我的节目或多或少让比利时人产生了爱国主义情怀。我的节目将不同地区的比利时人凝聚在一起,通过他们的故事展现比利时人在世界各地的奋斗历程。比利时人口超过1100万,但在海外就有60万比利时人。我的节目中经常出现感人的故事。比如一些多年没往来的人在节目中开口相互问候、被收养的孩子长大后见到了亲生父母等。在我采访过的人中,有的连续30年给我寄圣诞贺卡,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过了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还有人给我发信息说,20年前他的父母在某个国家和我做节目,他那时还是孩子,但记忆犹新,恍如昨日。还有人告诉我,是我的节目开拓了他的视野,给了他闯荡世界的勇气和信心。

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称为欧洲的“黄金年代”,经济危机没有现在这么严重,没有难民潮,没有高失业率,气候变化还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消费社会,人类对大自然的盲目索取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我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但还没有去过中国,两年前请您做的中国节目算是我和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吧。我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来自埃尔热所著《丁丁历险记》中的描述。我上学时也没有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课程。对比利时来说,中国太遥远,太大了。我最大的梦想是去中国做档节目,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比利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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