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留学须过语言关 建议成年后再出国

导语:3月底,国家主席习偕夫人出访了“欧洲首都”比利时,随后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10天后,比利时驻华使馆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来华使团召开欢迎晚宴,并特邀刚从比利时交流回国的中国学子济济一堂。在这个家庭式宴会上,这次访问被频繁提及,背后更深层的意义或许是两国教育交流的更深层次合作。

把本次访问的镜头拉回到60年前的日内瓦会议上,时任比利时外交大臣的斯巴克,不顾美国代表的反对,与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握手,并且勇敢地同意了中方一个倡议,这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七年后,尽管中比两国尚未建交,现任国王菲利普的曾祖母,伊丽莎白王太后就到中国进行了整整三周的参观访问,并罕见地在她回国后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她的访华见闻。

一个是东方的发展中大国,一个是西方的发达小国,二者之间却建立起了跨越历史的低调友谊,这份友谊如今在教育领域正以别样的姿态延续。

在4月11日的欢迎晚宴上,一二十个中国学生围着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的校长,操着流利的法语或英语拉家常,颇有些家庭聚会的意思。这些学生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人民大学,刚刚结束了赴比利时的交换生项目回国。

《留学》记者开始还以为,这大概是两校各系的优秀学生代表吧,经过几句攀谈才发现,优秀当然是真优秀,不过未必是千里挑一的代表——因为从比利时留学回来的学生线月赴ULB留学的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生Marie告诉记者,在ULB读书的中国学生差不多也就七八十人,平时大家在学校都很难遇见,如今在这样的场合下畅谈,感觉特别亲。

因为不会法语,她申请的是人民大学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语区)的英文授课项目,班里头只有她和另一个中国女孩儿不会说法语,“其实班里就我们俩是亚洲面孔,虽然班里的国际化程度挺高的,但其他的几乎都是欧洲白人,而且都会说法语。”

这可苦了两个中国姑娘,都过了大半年了,Marie还对迎新会(Orientation)记忆犹新。老师上来就用法语噼呖巴拉地把各种通知、注意事项都说完了,末了像想起什么事儿似的用英语问道:“对了,有同学听不懂法语吗?”Marie苦笑道:“我们俩弱弱地把手举起来。结果,老师只好让其他同学先走了,又用英语给我们开小灶。”

最让Marie郁闷的是,她去的那个学期,正赶上学院只开设了1门英文授课课程,好在她的研究生学分在中国就已经修完了,所以百无聊赖的她只好将读万卷书的初衷改为行万里路,抽空周游列国去了。

当晚,围着校长聊得最欢实的还是通晓法语的学生们,几个英语项目的学生倒也自得其乐。说起待在比利时的5个月,他们很怀念ULB的治学严谨,布鲁塞尔的城市文化和欧洲的山清水秀,同时也遗憾没能学一口流利的法语回来。

“唉,我们回来以后,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都到了比利时的法语区了,怎么还没学会法语?其实我们也挺想学,可能是欧洲人的语言天分实在太好了吧,学校开设的语言班进度太快了,我们又是零基础,根本跟不上。”

比利时是多语种国家,主要的官方语言是法语、荷兰语和德语,国家也由语言划分成3个自治区,甚至首都布鲁塞尔也分为法语区和荷兰语区,包括比利时最负盛名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此次比利时大使马怀宇(Michael Malherbe)设宴招待的,就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语区)校长及使团,所以陪同大使一起做东的是比利时法语区外交代表、瓦隆-布鲁塞尔代表团团长、公使衔参赞那烨飞(Philippe Nayer)。

ULB的校长韦维尔Didier Viviers很是健谈,他告诉大家,ULB与北航的友谊始于马怀宇的餐厅,现在,他又在马大使的餐厅见到了北航的学生,颇有故地会旧友的感慨与欢欣。在和《留学》的记者提到中比两国的教育交流时,韦维尔显然对自己的工作很是自豪:“我从2011年开始加速推进比利时学校和中国大学的交流,现在我们已经和位于北京、上海、西安的12所中国大学展开了至少13个学生交流项目,当然还有两国教授之间的科研交流。”

确实,出现在当天晚宴上的,还有欧洲科学院院士、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名誉院长让-马利·安德烈(Jean-Marie Andre),他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自2011年起,每年都会到中国待上两个月,与清华的实验室合作研究。

韦维尔说ULB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他欢迎更多的中国学生到ULB学习;尽管同中国的交流项目增长迅速,在他看来,ULB的中国学生,显然还是太少了。究其原因,他认为或许还是语言问题。到比利时留学,如果不是申请英语授课项目,必须在国内过语言关,通过语言考试后才能赴比留学。如果能多开一些英语课程,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但韦维尔强调说: “Internationalization 不等于Globalization,我们毕竟是比利时的大学,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学生值得享受这种多语言的文化特色。”

随着中国留学生的低龄化,《留学》记者经常把“什么时候出国最好”这个问题挂在嘴边,不过,近几次的采访都得到了近乎规劝式的回答:“还是不要太早出国。”

上个月,荷兰格罗宁大学的校长访华,他向《留学》杂志表示,自己学校的一大优势就是英语课程多,尤其到了博士阶段,全部都是英文课程;即便是这样的语言环境,他还是鼓励学生们最早也等到高中毕业再出国;虽然中西方的教育理念不同,中国学生留学需要一定的时间调整学习习惯,“但一年半载就足够了,不用牺牲基础教育阶段”。

此次采访中,比利时的大使、参赞和校长,像是约好了似的,表示出国还是等成年以后,“最好不要自己切断与母文化的联系,过早离开故土,就成香蕉人了,多遗憾啊。”所以他们的项目主要放在硕士和博士阶段。

一边是语言门槛,一边又希望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的教育交流。《留学》记者不禁疑惑,为什么不像荷兰那样多开设英语授课项目,或者像法国那样开放语言学校?

但这似乎不算是个美妙的选择,三位的回答也都非常绅士。马怀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解释,荷兰的教育和文化更接近英国;而我们是大陆文化,更接近德法。那烨飞则认为,多语言正是比利时文化的妙处,如果留个学,不仅学了专业知识,还多习得一门语言,不是收获更大吗?韦维尔则从更学术更感性的角度讲起—换了一种语言,整个感觉都变了,课程都不一样了。

至于为何暂时不放开语言学校,主要原因还是用门槛把关学生质量。马怀宇说:“随着两国交流的增加,来比交流的学生质量也越来越高,随之,签证的发放速度也在加快。”不过目前赴比利时留学的签证办理还是非常严格的,要到使馆面试,材料还要寄回比利时返签。所以,如果接到了比利时的录取通知书,办签证的tips就一个字:早!

另一个不放开语言学校的原因,大概与大陆性文化这一历史渊源有关。《留学》注意到,中比之间的教育交流大都具有官方背景。比如晚宴到场的海归们都是公派交换生,而不是自费到比利时读学位的学生,官方在谈及两国教育交流时,主体也都是政府和大学出面的项目。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汉语学习和来华交流上。

那烨飞提到,他们正在发展在中国的法语教师网络,目前已向北京、上海、武汉的大学共派驻了3位法语老师。当然,数字在缓慢增加。在比利时,汉语热已蔚然成风。那烨飞用数据说线所机构有中文课程,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27个。”韦维尔则用自己家举例子,“我的大儿子今年23岁,他不会讲中文;我的小女儿14岁,她正在学汉语,你可看到仅仅9年的差距,社会的观念在变化了。”

在这种增长速度下,比利时的汉语老师足够多吗?还是也像英美等国家一样,有很多华人自发组织的汉语课程,甚至华人创办的汉语学校?

“我们一直与中国的汉办合作,”那烨飞和韦维尔都不了解私立中文学校的存在,“现在汉办已经为我们引进了30位中国教师,ULB和汉办合办了孔子学院,我们希望能够迎来更多中文教师。”

另一个在中比两国都很相似的情况就是,外国留学生在当地很难就业,这个问题直接影响了留学生的留学意愿和学习积极性。《留学》杂志期盼,大幅改善留学生在当地就业的政策,能够尽早制定。

《留学》巡视比利时的语言门比利时官方语言为荷兰语和法语。比利时北部法兰德斯地区主要讲荷兰语,南部瓦隆地区主要讲法语。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奥地利下辖的尼德兰地区宣布独立。经过多年乱战,在1797年奥地利正式签署条约把该地割让给法国。同年,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爆发——鲁汶大学(比利时著名大学)遭到关闭。

在法国最初的几年统治下,比利时地区经济完全受到剥削,连安特卫普这个港口都被禁止对外贸易,人民只被允许购买昂贵的法国商品;居高不下的税率使得市面上只能靠金币和银币交易。在这段期间约有八十万比利时人出走。

在当时的“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影响下,法国在公共场合中只接受法语,在不论是经济、政治抑或社会事务上,种下今日荷语区和法语区不合的前因,也招致当时被强征的比利时籍士兵的不满;此举也被视作为后来反法联盟战争胜利的开端。1814年拿破仑一世迫于反法联盟的力量而退位,法国对比利时的统治也旋即结束。

荷据时期 1815年拿破仑败于滑铁卢时,主要的参与国有英国、普鲁士以及俄国,这几个国家在战后于维也纳召开了著名的“维也纳会议”,会中确立奥属尼德兰和尼德兰共和国共组为荷兰联合王国。

1830年,比利时爆发比利时独立运动,从荷兰统治下独立,成为世袭君主立宪制王国,并选择了一位德国贵族,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王子利奥波德作为比利时的第一任国王。

比利时立国后奉行中立政策,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被德国占领。自从比利时联邦化后,政府结构更趋复杂。在联邦政府以下根据语言族群设立了三个社区:荷兰语社区、法语社区以及德语社区;同时又设立了三个行政区:瓦隆区、弗拉芒区和布鲁塞尔-首都区。社区和行政区互相覆盖,分工明确。其中荷兰语社区政府和弗拉芒行政区政府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弗拉芒政府;瓦隆行政区大部分对应法语社区,但东部边疆地区为德语社区。(《留学》杂志 王众 邓茗文)